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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是玉器仿青铜器还是青铜器仿玉器?(上)(孙迎春原创)
是玉器仿青铜器,还是青铜器仿玉器?这个问题在收藏界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改革开放近30年 来,有关古代玉器的著述很多,似乎玉器仿青铜器的呼声压倒一切。但凡人们在鉴赏一件制式与青铜器相仿、纹饰也似青铜器中眼熟的玉器,尤其是玉制容器,绝大 多数人会不加思索地说“哦,仿青铜器的。”更有一些人过早的断言:“古玉中的容器都是仿青铜器”、“古玉无大器”、“先秦无掏堂技术”或“掏膛只能掏敞口 的”等等,使得玉器仿青铜的论点似乎铁板钉钉。笔者在古玉收藏与学习研究过程中,在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史前文明文献后,逐渐对此论点产生疑问,笔者在本文中 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粗略的认识,请大家研究讨论。
1、“玉器文化”早于“青铜器文化”数千年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史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史,其中包括新石器时代陶器、石器、玉器发展史,以及青铜器发展史。
从 考古学意义上讲,古代历史发展的分期是根据人类的生产工具所使用的材质而确立的,即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随着我国田野考古的不 断发现,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对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几乎遍及中国东西南北中的“玉器文化圈”产生极大的兴趣与重视。随着对这些“玉器文化圈”出土的玉器其发 展轨迹、制式、工艺、精神内涵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中国古代还存在过一个独特的时代,有学者称之为“玉器时代”。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古人就开始以“美石”为玉。在距今8000年之久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了我国迄今最早的玉器—玉玦(图1),7000多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古人类遗址上,考古学家也发现了8件玉器,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古人对玉材已具备相当高的鉴别能力,并且已经有了相当娴熟的制玉技能。
(图1:兴隆洼玉玦 羽人拍摄于首都博物馆)
新石器中晚期,东北辽河流域的新乐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黄河流域河南渑池仰韶村的仰韶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凌家滩 文化遗址,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马家浜文化遗址,崧泽文化等等遗址,珠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石峡文化遗址以及台湾卑 南文化遗址,先后出土了大量的数以万计的玉器,形成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圈。(图2)这 些玉器不仅形制丰富、工艺精良,纹饰华美,而且玉礼器占据较大份额,有很大一部分玉器既是佩饰又是礼器。红山文化的大型玉龙、兽面纹玉玦、马蹄形玉箍、 造型复杂的勾云纹玉佩等玉礼器,良渚文化的刻有神秘繁缛纹饰的“神徽”多节大玉琮、 刻有鸟纹和兽面纹的玉钺、玉璧等玉礼器,龙山文化刻有兽面纹的大型玉圭、玉牙璋、玉璧等玉礼器, 大溪文化、石峡文化带有齿牙的玉璋、玉刀、玉戈、玉戚等玉礼器,还有卑南文化造型奇特的玉器等玉礼器等,足以反映出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圈出 土的玉器代表了我国制玉水平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些精美神秘的玉礼器虽然文化遗址地域不同,各玉器文化圈的绝对年代也不完全一致,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却 同处于一个大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原始社会往奴隶社会、氏族集团往国家政权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玉礼器还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点与精神内涵,就是玉礼器所代 表的文化是与原始宗教息息相关的,玉礼器是氏族部落首领或巫师权贵(当时社会的权力机构)祭祀、施法的“神器”,是规范族人的行为,维护氏族的团结与权威 的重要政治工具。(1)
(图2 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圈 羽人编制)
玉礼器的产生大概距今6000-4000年,也正是新石器时代迈入青铜器时代这个阶段,从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玉礼器之产生时期至玉礼器逐渐走下政治舞台的战国时期(距今2413-2231年),其间延续了近三千五百年之久。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大概距今4000-3700年,可见玉礼器在青铜器出现以前已经存在2000年之久,而且在此2000年 之内,玉礼器在原始“礼制”社会中占居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青铜器时代,经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大约延续了一千六百余年,比起玉礼器显然要“年 轻”许多许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进入青铜器之后,玉礼器并没有因青铜器的出现而消失,相反地在青铜器鼎盛时期的商周时代,玉器及玉礼器不仅在形式上(包 括制式、造型、纹饰、工艺)有了空前的大发展,而且玉器“礼”文化在商周时期上层建筑仍扮演着青铜器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有古代文献为证。《周 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又,“《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 记载:“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似为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 《礼仪》说:“谓礼神曰器”又说:“对之执之曰瑞,礼神曰器,散文则通,虽执之亦曰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载:“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锐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严,半璧曰璜,象冬闭藏,地上无物,唯半天见。”等等。 在《周礼》和《礼记》中不但详细介绍了“六瑞”、“六器”等玉礼器的形制特点、规格尺寸和使用规范,还更为详尽地阐述了玉容器在祭祀中的作用,以及其他玉礼器在宫廷内外、诸侯之间诸如结盟、婚嫁、外交、典礼等社会活动中的应用。《周礼》曰:凡宾客献瑶爵皆赞。《礼记》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荐用玉豆凋纂,爵用玉戋。(2)
又见实物为证:名扬海内外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造型端庄、纹饰精细的几何纹与兽面纹玉簋,还有同时出土的玉盘与石豆等,还有陕西扶风县出土的玉匜和玉簋等,它们验证了在商周时期除了用青铜容器作祭祀礼器外,还用玉制容器进行祭礼仪式的事实。(3)(图3)
图3 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白玉簋、青玉簋(商晚期)
陕西扶风县出土的玉匜、玉簋(西周)
由此可见,“玉器文化”持续时间不仅比“青铜器文化”久远,而且要早于“青铜器文化”数千年。不仅如此,甚至在青铜器的鼎盛时期,玉器,尤其是玉礼器,依然获得大发展和系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