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

     (那人原创)

 

《易·系辞》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世上万物之中唯独器是人工制造的,或虽是自然之物,但被人用作工具。实际生活表明,道有高下之分,器有大小之别。“大器”和“小器”在其释义上均有直义和转义两种解释。转义之意,毋庸赘言,本文只讲其直义。

所谓“大器”,含义双重:一是重要之器,二是体大之器,而且两种含义兼而有之。其前提是首先必须是玉,继而必须成器。未经任何加工的玉石,不在本文论述之列。这是因为,“玉不琢不成器”。可以说,远自红山文化时代起,近至明清时代止,大器就已为数不少,大器当中首推礼器。

礼器是古玉当中最为高贵的器物。因为是上起天子,下至王公贵族在极其庄重的礼仪场合下所用之器。广义的礼器包括瑞器、祭器、仪仗器、符信器、陈设器、殡葬器等所有涉及庆典、祭祀、丧葬等仪式的,附带某种敬意或象征意义的玉器。六器和六瑞,“前人之述备矣”,不拟赘述。玉容器则不可忽略,因为它的珍贵程度要高于普通礼器。为什么?首先,玉容器用料考究。由于要敬祖先、天地、鬼神,用料自然要用最好的玉料,至少要尽最大可能选用当时当地所能得到的最好玉料。其次,由于玉容器的设计结构需要,玉料往往比较厚重硕大,而大块玉材的开采和运输都很不易。其三,玉容器做工讲究,不仅大量运用镂雕、掏雕技术,而且件件采用掏膛技法,加工工艺复杂,雕琢难度大,耗费时间长,所云“大器晚成”,恐怕就是由此得来。

至于收藏界所言“古玉无大器”,恐怕就是指没有大型容器。这种说法在殷墟妇好墓玉器出土以后就不攻自破了。因为妇好墓出土玉器之中就有玉簋、玉盘、玉豆等大器。此后不久,山西天马一曲村出土了玉罍,陕西法门庄白齐家村出土了玉匜。还有,1939黄濬的《古玉图录初集》(卷四·十九)中就有两种战国玉羽觞。可见商周以来,礼器当中早就应用玉容器了。仅专门论述春秋时期五年一度的禘礼程序的《礼记·明堂位》一文涉及到敬祖先所用的礼器中就列明必须使用下列玉器:玉瓒、玉豆、玉盏、璧散、璧角(后两者为酒器,相当于玉觯和玉爵)等。可见,玉容器在礼器中曾经占有过极其尊贵的地位。礼仪用的玉容器曾盛行在春秋战国时代。

 

    1自古礼器皆大器

 

    礼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其不同的内涵。我们今天可以在大部分玉器时代的遗址里看到各种各样的玉礼器。这其中包括图腾和象征权利的符节器。在红山文化时代,部落长和巫师在祭祀或集会时悬挂或摆放的玉龙勾、玉猪龙或玉制的各种表示当时部落族权的图腾用具;良渚文化时代的玉琮、玉钺等玉器,都是当时的礼器。

图一:良渚文化玉琮(上海博物馆藏)

图二:良渚文化玉璧(国家博物馆藏)

图三:红山文化玉龙(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新石器时代玉璋(国家博物馆藏)

       在上述种种玉制礼器当中,“大器”多得不胜枚举,甚至绝大部分礼器均属大器。民间收藏的大型礼器也很多,例如红山文化“神兽”、“双首神人”,等,有的重达十几千克,商晚期三星堆文化的玉神人高达1.75,至于两周两汉时期所用的礼器,可以说几乎个个厚重大器,民间此类大器的真伪及断代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

 

2、古玉容器多大器

 

某些学者和玩家对一些传世的或是文献记录的三代玉尊、玉敦、玉觯、玉爵等器皿心存疑虑,他们觉得先秦时代的工匠未必能够制作出玉容器来,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古玉无大器”这种说法。

实践证明,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祖先,其聪明才智高超得往往令后人难以置信。象充满神秘感的红山文化玉器和使用“短线连缀,跳刀贯气”功法的良渚文化玉器,据说上个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可是当时的专家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些精美玉器竟然是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制作的。很遗憾,如今赝品、仿品、假货充斥市场,以至于“假作真时真亦假”。凡此种种,都是造成对先秦古玉容器心存疑虑的主要原因。殊不知古玉容器早已有之。夏商周三代以来,玉容器的种类有很多(见作者论文《浅谈古玉礼器·玉容器是古代礼器中的重器》)可以这么说几乎是有什么样的青铜容器,就有什么样的玉容器。

图录:西汉玉卮(上海博物馆藏)

 

(本文系作者原创,受版权保护,未经同意,请勿擅自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