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玉礼器   （那人原创）

一、    “六瑞”就是“六器”吗？

中国素被称为“礼仪之邦”，所谓“礼”，指的是约束全社会的一套行为规范与准则，是习惯法、条文法与道德的融合体，这便是古代中国的礼制系统。以这种规范和 准则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有礼节”，“讲究礼法”，讲礼之人举止言谈所呈现的状态就叫礼貌。有些礼节往往伴随着某种仪式，所以“礼仪”二字密不 可分。

礼 器的字面意思应当是礼仪用器，似应包括仪仗器，符节器、祭祀器，丧葬器等一切礼仪所用之器，因为祭礼也是礼，葬礼也是礼。礼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其不同的 内涵。我们今天可以在大部分玉器时代的遗址里看到各种各样的玉礼器。这其中包括图腾用具和象征权利的符节器。在红山文化时代，部落长和巫师在祭祀或施法时 使用的C型玉龙、玉猪龙、玉勾云纹器等，良渚文化时代的玉琮、玉钺、玉璧等玉器，都是当时的礼器。

然而当历史发展到周朝，玉礼器的传统说法才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界定，“六瑞”和“六器”就是《周礼》中明确规定的玉礼器。

首 先谈谈什么是“六瑞”。周朝是以礼治国的，对礼仪的施行和对礼器的使用，实行了制度化和规格化。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什么礼仪活动是有严格规定的。对 礼器使用者的等级十分讲究，是有严格次序的。当时的道德观念要求人们“安分守己”，就是要人们按照各自的身份，约束自己的行为。否则就是“无礼”、“非礼 ”。王公贵族必须按其不同身份佩带、享用和拥有不同类型、不同尺寸的玉礼器，不得随意超过标准。在《周礼·大宗伯》中，对不同爵位的诸侯所执象征身份的信 物有详细的规定：“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其中镇圭长一尺二寸（周尺，下同。每周尺约 合19.91厘米），桓圭长九寸，信圭长七寸，躬圭长七寸或五寸。由此可知王、公、侯、伯所持的这四种圭加上子、男所持的谷纹璧和蒲纹璧共六种瑞器，合称为“六瑞”。

那 么“六瑞”做什么用呢？这六种瑞器，其作用首先是“辨其名物与其用事”，也就是辨明持器者的身份和所办事项的类别。最为常见的用途是标明身份以区别尊卑上 下，比如在“朝觐、宗会、会同于王、诸侯相见”等场合瑞器是必不可少的。在“聘女”、“结好”和“易行”等场合，将分别使用不同的瑞器。其次，“六瑞”也 是镇守国家、都邑的符信，统治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还是王、公、侯、伯等参加祭祀或丧葬活动中必须执持的宝物，因而这六种瑞器也被认为是聚集着某种非常信息 的神器。

那么，什么是“六器”呢？古人“以礼乐和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按《周礼》中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可见“六器”是指古人在祭祀天地鬼神的时候，所使用的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这六种玉器，并且这六种玉器的颜色还有专门的规定。有人说“六器”就是“璧琮圭璋琥璜”，这只能是一种简略的说法而已, 确切地说，“六器”应该是“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

另 外，“六瑞”中所涉及的璧和圭也都有具体的界定，虽说在大类上划分，与“六器”存在交叉点，但绝对不是简单的重复。比方说，“六瑞”和“六器”中都有璧， 但是不等于说，随便什么玉璧都既属“六瑞”，又属“六器”。就好像说“桌子有四条腿，但是四条腿的不一定是桌子”一样。

尽 管学术界对《周礼》成书的年代众说纷纭，也有学者认为“六瑞”与“六器”之说带有儒家（编者）理想化的看法与总结，但是，要研究古代玉礼器，要研究周代的 用玉制度，什么是“六瑞”“六器”，其基本概念是不能混淆。有些人以为“六瑞就是六器”或者“六器也叫六瑞”，甚至有些学者在其专著中也将“六瑞”与“六 器”混为一谈，笔者认为这种概念是模糊的，不正确的。

古玉专家栾秉璈先生在其《古玉鉴别》（2008年文物出版社）一书中写道：古代的礼玉，据《周礼》记载是专指璧、琮、圭、璋、璜、琥等六种“瑞玉”而言，用来礼天地四方。但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意见：“我们现在知道这六‘瑞玉’（礼仪上使用的玉器），是战国到汉初的礼学家理想化的礼器系统之一。” “这些礼学家对待‘瑞玉’的含义，有不少是‘望文主义’或是‘出于臆想’。”（1）然而，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于成龙先生根据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楚简得知，楚人用玉制度证明典籍中的相关记载真实可靠，从而解决了学术界长期的悬案。（2）

从栾秉璈先生这段表述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信息：《周礼》中关于“六瑞”“六器”之说曾经是学术界长期“悬案”；老一代权威专家的观点结论（包括后来被证实不正确的论点）影响了年轻一代学者的思维判断；2005年于成龙先生已经证实了典籍中相关记载是真实可靠的。

那么，“六瑞”就是“六器”之说可以不攻而破了。

参考文献：

（1）《夏商玉器综述》陈志达；

（2）《中国文物报》1999年9月19日 1版；

（3）《考古通讯》1957年4期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