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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器纹饰是青铜器纹饰的起源之一

中国古代青铜器具有威严、诡异、神秘、大器等特点，特别是商周时期青铜时代发展的鼎盛时期，青铜器多以礼器的形式出现。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鼎、簋、簠、豆、匜、尊、瓒、卮、觶、爵、壶、盘等，不仅器形厚重硕大，缜密繁缛、狞厉神秘的纹饰更夺世人眼球。

当人们被青铜器的伟大所折服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去思索，如此富有想象力的、复杂多变的纹饰起源于何处？玉器纹饰和青铜器纹饰有没有关联呢？

提到纹饰我们不能不提辽河流域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玉器与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这两个不同艺术门类的文化，虽所处地域不同，表现载体不同，却几乎处于同一年代，差不多都是距今约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而且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品都演绎着同一个原始宗教文化，作为“神”、“权”一体的权贵集团上层建筑的工具。故研究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玉礼器与仰韶文化为代表彩陶对研究商周青铜器文化以及夏商周时代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从兴隆洼到红山，玉器从单纯的装饰品逐步过渡到用于“礼”仪，是巫师们（原始宗教）构思创作了某些特定制式的玉器，并赋予这些玉器具有“通天”的神圣功能， 将人们从对祖先的崇拜、对大自然的崇拜逐步引导到对神灵的崇拜，而巫师就代表了神灵，进而转化为对巫师的崇拜就是对神灵的崇拜，巫师们顺理成章地将玉器“ 礼”制化，作为“通天”“通神灵”的法器或只有巫师才有资格佩戴的“神器”，从而逐步形成了特定的制式和纹饰概念。从考古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红山文化大 型墓葬或祭坛都具有“以玉为葬，以玉为祭”的特点，从出土的玉器制式与纹饰来看，用于“葬”与“祭”的玉器并非随心所欲的。内蒙古自治区三星他拉村出土的 大型C玉龙，虽然有孔可系绳，但有26厘米高，显然不是佩戴饰品，应该是在某种仪式上悬挂的“图腾”（图3）。C字 造型的玉器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直到战汉时期都有许多发现，而“吻前伸，上翘，鼻端平齐，双眼突起，颈脊长鬣上卷”形象，则成为特定的纹饰在此后的玉器和青 铜器中都有传承与演变。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发现了大量的玉璧、 箍形玉器（也称“马蹄形玉饰”）、及勾云纹玉佩等，在神庙里安放这些玉器一定是与祭祀有关的。片状圆形、中间有孔的玉璧在古代典籍中被记载是“礼天”玉器 特定的造型；“马蹄形筒状、中掏空”的箍形玉器，被认为可能是部落首领的发冠饰；勾云形玉佩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器物，它和兽形玉玦（又称“玉猪 龙”）构成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特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乎所有的勾云纹玉佩纹饰特征都是“片状雕，中镂空，饰有上卷或下卷的云纹”，“纹饰似鸟非鸟， 似兽而又非兽，流露着一种神秘感。”（4）在 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中也发现的勾云纹玉佩、马蹄形玉箍，还有双龙首玉璜、玉鸮、兽形玉玦等玉器，而此祭坛周围并没有墓葬，更说明这些玉器是专用祭器； 另外还有，在方圆上万平方公里的不同地点里发现了十余件兽形玉玦，它们虽彼此相距遥远，但是形制与纹饰却几乎一致，都是“兽首肥大，双耳耸立，阴刻线勾画 出圆形大眼，首尾衔接处缺而不断，背有对穿孔”等特征。（5）这说明在红山文化时期，玉礼器的形制和纹饰已有定式并承载着特定的宗教内涵。

(图4 内蒙古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龙)

商周鼎盛时期的青铜器纹饰最富魅力、影响最大的就是狞厉神秘的“饕餮纹”纹饰，学术界已有不少专家对“饕餮”及饕餮纹有过许多研究与论述，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我国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一文中认为“饕餮纹”之命名缺乏科学性，并主张用“兽面纹”取而代之，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

饕餮纹（兽面纹）是商周青铜器祭祀容器上的主体纹饰，对于它的起源与涵义也有专家学者论述：日本学者林已奈夫在《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一文中认为兽面纹 饰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这种提法由于在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中找不到坚实的证据，因而得不到国内学者更多的支持；张光直先生在《商周文化与美术中所见人与 动物关系之演变》中论述了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的动物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的功能，后来张先生又结合萨满教提出的“萨满通灵说”，受到众多 学者赞同；谢耀亭先生在其《商周青铜器兽面纹论析》一文中提出“.…..我们认为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所代表的就是殷人的至上神上帝”；（6）还 有杭春晓先生的《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等更多有关论著。这些专家们虽然对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兽面纹）之论述各自角度不同，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 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把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饰与史前文化的纹饰相比较研究的，而且都是结合史前原始宗教文化与“礼”制来研究的。

近些年来有一些学者在论及商周青铜器饕餮纹时明确提出这样的论点：即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饕餮纹”（也有称为“神人兽面纹”或“兽面纹”）纹饰是青铜器饕餮纹（兽面纹）的起源。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在他的著作《走出疑古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这篇论文中，将良渚文化玉器的饕餮纹图形之演变与商代（包括二里岗期和殷墟期）的青铜器饕餮纹从八个方面进行比较，李先生指出：“……以上八点证明，良渚玉器与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固然不是直接承袭的，但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不能用偶合来解释。他们之间显然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图4、5）接着李先生又对山东龙山文化玉圭与二里头出土的一种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由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切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与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图6、7）李学勤先生在他的另一篇论文《良渚文化与文明界说》中指出：“中国古代青铜器有其独立的起源和传统。有关问题迄今尚未研究清楚，但可以断定的是，青铜器制造在兴起 过程中曾吸收和借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业已存在的若干文化因素，而这些因素实来自不同的文化圈。”又，“商代青铜器上面的光怪陆离的各种纹饰，似乎有颇为复 杂的来源。最流行的纹饰饕餮纹（或称兽面纹），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上也很常见。”（7）

（图4、5  良渚文化兽面纹玉钺 图录来自于《中国玉器全集1 图155、156》） 

（图6、7   龙山文化玉圭  图录来自于《中国玉器全集1  图40》）

（图7 良渚文化玉琮  ）

（图9  良渚文化玉琮三叉形器）

（图10  青铜器X壶  上海博物馆藏）